五四運動的政治與文化影響：從 Gale 英文史料看 1919 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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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三千多名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被迫讓出山東權益。這場學生運動很快擴大成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也點燃了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深深影響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本篇透過 Gale 收錄的英文期刊、年鑑、英國檔案、地圖與報紙，看當時的親歷者與外國觀察者如何記錄這場運動。

原文：Rebecca Chiew、Emery Pan（Gale Asia）／The Gale Review，2019 年 5 月 4 日（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繁體中文編輯與研究導讀：佳晨數位。

1919 年 5 月 4 日：一位北大教授的親眼見證

對北大教授蔣夢麟來說，1919 年 5 月 4 日是難忘的一天。來自北京大學和十餘所北京高校的約三千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抗議北洋政府準備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蔣夢麟後來在 1919 年《中國教會年鑑》（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的〈學生運動〉一章中，生動記錄了當天的情景：學生們對幾位被公認為「賣國賊」的官員的憤怒，以及北洋政府對示威群眾的鎮壓。他也分析了運動的起因、青年學子的思想基礎，以及這些想法帶來的社會變化。蔣夢麟後來擔任北大校長，並於 1928 至 1930 年出任教育部長。

1920 年，Gerve Baronti 在《遠東評論》（The Far Eastern Review）發表〈所謂的學生運動〉，這樣形容五四運動：

「這場所謂的學生運動，以愛國熱情為外在形式，以知識分子的理想為底色。雖然和大多數青年運動一樣缺乏系統的方法，但若能妥善組織，憑著學生堅定的立場、意志與決心，它很可能成為中國揭露日本真面目最強大的力量。」

學生為什麼上街？山東問題的來龍去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德國宣戰，出兵包圍德國租借的青島。1914 年 11 月 7 日青島陷落，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1915 年 5 月 25 日袁世凱政府被迫簽約，其中包括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日本勢力深入山東的港口與鐵路。

一戰以協約國勝利告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對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這彷彿是一線曙光：中國終於可以收回失去的領土，洗刷近百年的屈辱，尤其是 1898 年被德國租借的膠州灣與山東權益。

然而，《凡爾賽條約》簽訂前幾個月，各種傳言四起，說北洋政府會在條約中同意把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些消息讓反帝國主義的情緒高漲，也再度點燃自甲午戰爭（1894–1895）以來的反日情緒。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

巴黎和會於 1919 年 1 月 18 日開幕，中國代表團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他也是 1915 年簽署「二十一條」相關條約的人），成員包括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等知名外交官。國內學生示威、工商界罷工罷市，反對簽約的聲浪越來越高。1919 年 6 月 28 日，中國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的政治影響

五四運動不只是一場抗議巴黎和會不公的學生示威，它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與文化。

政治上，五四運動激發了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情緒，引發 1920 年代一連串罷工與群眾運動，要求收回列強自 1840 年代以來在中國建立的租界與特權；到了 1940 年代，治外法權與上海等地的外國租界終於走入歷史。五四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醞釀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北大教授陳獨秀和李大釗，後來都成為中共創黨的重要人物。

從鴉片戰爭（1840–1842）到民國初年的七十多年間，中國在與西方列強的交鋒中屢屢失利，被迫簽下許多不平等條約。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後，五四運動代表中國知識界救亡圖存的新嘗試。它吸收了民主、科學、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各種西方思潮（可參考 1961 年 4 月《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 Richard Harris 對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的書評）。許多參與者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的政治走向影響深遠。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激進化〉（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收錄於 Gale 傳記資源資料庫）中解釋：

「早期五四知識分子對科學的崇拜，為接受馬克思主義鋪平了道路。『科學社會主義』一詞所帶的權威感，在當時無疑壓倒了許多反對的思想。這裡也必須提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巨大影響，正是它讓這些五四知識分子毫無保留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鐵律，並視之為公理。」

1946 年《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的一則評論說得好：「它雖然是一場學生運動，卻已成為一場民有、民享的政治運動。」再引蔣夢麟的話：「年輕的中國已不滿足於舊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她期待著嶄新而豐盛的生活。」

五四運動的文化影響：白話文運動

除了政治影響，五四運動也開啟了一場文化復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廢文言、倡白話。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留美哲學家、後來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他在 1924–1925 年《中國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發表〈中國的文藝復興〉，指出：「文言文顯然已經失去了實用性，這正是過去兩千年來中國文學鉅著稀少的根本原因；白話文已成為文言文的合法繼承者。」

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國民學校改用白話（國語）教學，白話文逐漸成為正式的書寫語言，也造就了中國現代文學。

1962 年胡適在臺北過世，《泰晤士報》刊登了他的訃聞：

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動盪、政局混亂，但也正是這樣的年代，為中國和一群年輕知識分子帶來無限可能。五四運動，正是中國走向現代的一塊重要基石。

研究應用：從外國人的眼睛看五四

• 善用英文年鑑與期刊：《中國教會年鑑》、《中國年鑑》、《教育評論》、《中國評論週報》等英文出版品，收錄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親自撰寫的英文文章，是常被忽略的第一手材料。
• 對照外交檔案：英國印度事務部與外交部的檔案，記錄了列強如何看待中國代表團與山東問題，可與中文史料互相對照。
• 注意舊式拼音：檢索時試試 Chiang Monlin、Hu Shih、Lou Tseng-Tsiang、Shantung、Tsingtao 等威妥瑪拼音或郵政式拼音。
• 延伸題目：五四運動的國際報導、白話文與國語運動、民族主義與反帝運動、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適合發展成課程或研究題目。